郭沫若是聪明绝顶的大文豪，却因几篇阿谀奉承的旷世奇文而毁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其第二大部分“关于杜甫”对杜甫作了很多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而其目的是为了迎合毛主席个人的偏好，早在1953年4月，郭沫若曾为杜甫纪念馆的题写对联，内容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1963年春，他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酌酒花间磨针石上  倚剑天外挂弓扶桑”，对两位诗人的不同风格进行了高度的概括，1962年6月，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郭沫若在纪念大会上致开幕词，后来发表时特意添加了一个持论公允的标题：“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而在《李白与杜甫》一文中，杜甫却成了一个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是什么原因促使郭沫若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这就要说到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对杜甫的诗，毛泽东一向不甚喜爱。1958年1月，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游杜甫草堂时,毛泽东以不甚欣赏的口吻，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尤其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说过：“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而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便响应号召，率先“反潮流”，写就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其实是把毛泽东的意见片面地夸大化了。

下面是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的一些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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