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拍拍垃圾”的绿林生活 埋伏在明星周围的“拍拍垃圾”
这是一个温和的星期四下午。在专门追逐偷拍名人照片的摄影师(法文paparazzo,读音“拍拍垃圾”)眼里,这是漫长的一天。在美国洛杉矶梅尔罗斯大街,史蒂芬·金斯伯格的丰田汽车缓慢行驶在一家光临者都是名流的美发厅门前。他的呼机几分钟前叫了起来,上面出现一条短信:电视明星阿丽莎·米拉诺正在做头发。 24岁的金斯伯格一手拿着他的纳斯泰尔相机,一手拿着加装了长焦镜头的照相机,他看着马路对面这家美发厅的停车场,打了几个U型大转弯,仔细察看这个场所。周围环境不够理想。 最佳角度是在这家美发厅的马路正对面,但是,那里的泊位停满了汽车。所以,金斯伯格在路边停下来等待一个更好的空位。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金斯伯格静静等待着。坐在汽车后面座位上的是戴维·韦伯特,34岁,去年才和金斯伯格一起干“拍拍垃圾”的勾当。韦伯特开始不安了。“怪了,怎么没人抢我们的活儿?”韦伯特说。 然而,他刚说完,运气就没了。没过半分钟,他从反光镜中看到一辆黑色越野旅行车驶了过来。金斯伯格本能地意识到这是贾尔斯·哈里森。哈里森也是一个“拍拍垃圾”,常和其他“拍拍垃圾”发生冲突,曾被拍到过他拳打另一个“拍拍垃圾”的照片。 “不要去看。”金斯伯格说。他的目光在反光镜中跟随着哈里森的旅行车。汽车在几码外拐了一个U型转弯后缓慢驶去;然后又是一个大转弯;接着还是两个大转弯。最后,车在马路对面停下来,等待着,时刻准备扑向金斯伯格的猎物。 就如许多次蹲点守候一样,这次蹲点守候的结果也会很差。米拉诺将从美发厅出来走向她的汽车,金斯伯格将拍到几张满意的照片。但是,人高马大的哈里森将出现于最后几张照片中,他会冲进金斯伯格的视线,跑到米拉诺的跟前拍照,拍到的照片肯定更能卖到好价钱——假如有必要的话,他们为了拍到一个名人丑陋或者愤怒表情的照片,甚至不惜将自己的汽车变作武器。 今年5月,一个“拍拍垃圾”的汽车和电影明星林赛·洛汉的汽车相撞了。在明星们的眼里,这只是好莱坞“拍拍垃圾”不惜代价争抢名人照片之战节节升级的最新恶果。名流和名流律师们一直将“拍拍垃圾”描绘成罪犯、跟踪者和恣意挑衅者。然而,在“拍拍垃圾”的眼里,这种说法完全胡说八道。事实上,他们认为,洛汉这种名人受害者只不过是附带的损害。真实的战争发生于“拍拍垃圾”之间——老手和新手、本地白人与外国人、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争斗,他们都想在这个人满为患然而报酬日益丰厚的行当里争夺一席之地,谋得一份利益。
最有名的“拍拍垃圾”付给线人每年10万美元
“拍拍垃圾”捕捉名流们的一举一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却捕捉到了不为人们所知的“拍拍垃圾”们的“工作”。 据该报报道,很少有人严格遵守洛杉矶不成文的规矩:即最理想的照片是在名人不知不觉之中被拍到的,因此这部分“少数人”说他们的名声被大量没有受过训练、又好走捷径的“拍拍垃圾”玷污了。他们这种不守规矩的人会坐在汽车里等上数小时甚至数天,然后冲到一个名人跟前对着狂拍。 “这就像是一股淘金热。”弗兰克·格里芬说。格里芬是好莱坞最负盛名的鲍尔-格里芬图片社的一个合伙人。“一开始是一些诚实正直、工作努力、偶尔发财的探宝者,接着就来了拍马的、卖身的,垃圾桶里的所有垃圾都来了,因为他们以为这里的街上都铺满了黄金。” 格里芬坐在圣费尔南多山谷他家的办公室里,有点儿得意忘形。这并不仅仅因为他的高科技设备,还因为他的高质量信息。 “那是珍贵的东西,”格里芬说,并且解释他付给线人的现钞每年有10万美元,“我们把照片卖到俄罗斯、迪拜和克罗地亚,我们还卖到了新加坡、香港,我们最后还要卖到中国大陆去。” 格里芬打开一个抽屉,抽出几叠纸来,他说这是本星期名人乘客们在洛杉矶一个大房车公司约定的用车安排。他付定金聘了该公司一名雇员,假如有什么结果,还会支付奖金。格里芬说,他那里还有洛杉矶机场最大的航空公司美洲航空公司每个海岸到海岸航班的乘客名单。“他们乘坐任何一个航班我都会知道,我能在24小时内找到世界上任何人。我保证能够做到!”格里芬说。 格里芬说,他的工资表里还有执法官员,所以工作日中一小时内能让人核查汽车牌照,周末只要20分钟。格里芬获得的信息范围可能引起公务员的警觉,这无疑会使所有名人产生疑虑。他抽出一份复印件,说这是一个一流女演员的体检记录,并说这个记录中有她乳房移植的记载。 格里芬是个英国人,15年前到了洛杉矶,最初涉足此行时为通俗小报工作,每天50美元的报酬。“那时最多只有10到15个‘拍拍垃圾’。但是,现在洛杉矶有200名‘拍拍垃圾’。” 格里芬说他的图片社一共只有8名摄影师,每人配一辆汽车和若干摄影器材,每月领取3000美元基础工资,然后按照片的销售所得分成,一般是销售所得的一半。格里芬说,他最好的摄影师去年赚了30万美元。而杂志社的付酬,从二流名人普通照片付几百美元,一直到最抢手照片付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不等。 “这种照片是需要耐心、运气和资金的。”格里芬认为,在马路上以突然袭击方式可以拍到明星好照片的想法是荒谬的,“拍到一头暴露于灯光之中的鹿,那没什么意义。”
人人都在争抢别人的活儿
弗朗斯·纳瓦尔坐在罗勃逊大街一个咖啡吧里。这是明星和摄影师的一个聚集地,来这里的明星希望被人认出来,来这里的摄影师是那种太懒或者没有能力找到目标的人。 如果说“拍拍垃圾”是好莱坞的祸根,那么纳瓦尔就是“拍拍垃圾”的祸根。他愿意给自己取一个比较中性的称呼:企业家。 1992年,纳瓦尔是法国《世界报》的记者,从法国来到了美国洛杉矶,并且留下当了一名特约撰稿人。1996年,他改行做了一个摄影记者,专拍名人照片。有一天,他在日落广场看到了阿丽西亚·西尔弗斯通,拍了几张照片,卖给《明星》杂志,赚了两千多美元。“这些照片制造了一个小魔鬼。”他微笑着说。 纳瓦尔很快得到了通俗小报指派的任务,接着聘请了一个助手,然后添置了一台电脑,再后来就买了一批相机和一批汽车。在他发现了从事这个行当的奥秘之后,他的利润迅速增长了。尽管鲍尔-格里芬图片社和名流图片这类图片社承诺向摄影师提供照片销售的高比例分成,但是用现钞购买照片的人可以买到更加便宜的照片。如今,纳瓦尔经营的图片社X17被认为是洛杉矶最大的“拍拍垃圾”企业,无论何时都有20至40名摄影师工作。许多人来自欧洲、南美和非洲。 纳瓦尔承认他有点儿担心在他推波助澜下形成的这种激烈竞争。他说人人都在争抢别人的活儿。
新的“拍拍垃圾”
随着新市场出现的是新的“拍拍垃圾”。这些新的“拍拍垃圾”发现,找到他们的竞争对手,比之寻找他们的拍摄目标更容易。“他们发现我们有一个好的报道,就会跟踪我们的摄影师。”弗兰克·格里芬说。他在谈到这种“拍拍垃圾”时说,“这个报道是否有关迪米·穆尔经历的痛苦并不重要,他们只要拍到迪米·穆尔穿着古怪服装的照片,这种照片就可以卖到200美元。” 库萨尔德,头发像钉子一样一簇簇地倒竖在头皮上,他是菲律宾人的后裔;31岁的瓦泼耶穿着一条宽松下垂的短裤,皮肤上文着图案。他们是最新一代洛杉矶土生土长的“拍拍垃圾”的代表。 库萨尔德说,女演员里斯·威瑟斯庞曾问他是不是某个国家黑帮的成员。她的话并不离谱,库萨尔德和瓦泼耶长大成人后加入了一个多种族的街头黑帮,这个黑帮叫Jerox,源自菲律宾,这个词的意思是“工程”。 库萨尔德拍了几张克里斯汀·斯莱特的照片,纳瓦尔当场给了他600美元,从此他干上了这一行。他跟一个德国人当徒弟,然后和名人图片社签约。他在这个图片社学习如何跟踪一辆汽车,并且密切注意老板鲍里斯·尼森如何经营这个图片社。库萨尔德最后开设了自己的图片社JFX Direct,并且吸收了瓦泼耶。瓦泼耶辞掉原来的工作,带来了他与电影制片厂工人的关系。 库萨尔德和瓦泼耶认为,他们以汽车为中心的“拍拍垃圾”方式是一种独特的洛杉矶艺术形式,这是一种值得保护但是受到指责的形式。“要么你放弃拍照,要么你把所有追逐者甩在后面。”库萨尔德说。
狗仔队的非常道 他们知道卡梅隆·迪亚兹好使用下流手势、用雨伞对付他们,或者采取迂回路线让他们摸不着头脑;他们时刻提防着布拉德·彼特,因为他们清楚如果靠得太近,彼特会毫不客气地向他们扔汉堡包;他们知道本·艾弗莱克不惧怕在道路上的高速追逐,而“女魔头”查理兹·塞隆心情不好时会毫不犹豫地回击;他们清楚妮可·基曼有时会用“红宝石拖鞋”这样古怪的名字在旅馆登记,而裘德·洛则喜欢用“忧郁先生”这样的化名。他们还知道汤姆·克鲁斯要不是出来宣传一部新电影,就躲得不知踪影。
他们,就是一群无孔不入的帕帕拉奇,是像卫星般绕着名人转、处处遭人厌弃的狗仔队,他们的使命就是出其不意抓住名人毫无防备的一刻,颠覆他们被好莱坞这个造星工厂打造的美好形象,满足世人永不餍足的窥视癖和八卦心理。
狗仔队,装备越来越像007
他们牢记名人的车牌和化名。为了时刻打探到名人的动向,他们不惜花钱收买名人的亲戚、私人教练、仆人甚至是空姐。为了如愿以偿地拍到想要的照片,除了必须的交通工具汽车之外,他们不惜动用直升机、游艇、摩托车和潜水艇,甚至不惜冒着法律危险搞窃听(今年年初,妮可·基曼就宣称发现有两个狗仔队成员在她悉尼的家里安装了窃听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惜利用化装、欺骗、贿赂、赤裸裸的谎言甚至暴力等手段。跟普通摄影记者相比,他们更像是鬼鬼祟祟的突击队员,是侦探、便衣警察或者间谍,掌握着一个复杂的告密者网络,使用着越来越像詹姆斯·邦德的全副装备。
凭借孜孜以求的“专业性”,他们总能够搞到绯闻和八卦消息,让那些八卦杂志畅销,让名人的曝光率更高,更能满足公众对名人隐私的毫不餍足的胃口。无论是詹妮弗·加纳的怀孕,林赛·罗翰的减肥还是歌手尼克·拉基的去处,这群帕帕拉奇们总是能从各种消息来源处获得赤裸裸的真相。而其背后的动机无非就是钱。有时,一张暴露名人隐私的照片就可以在美国和国外卖到6位数。此外,八卦杂志的数量有增无减,它们之间的竞争抬高了八卦照片的身价,也扩大了狗仔队们的财路。
“他们就像便衣警察和间谍般工作。”彼得·霍伊说。霍伊在新书《帕帕拉奇》一书中对“狗仔队”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就像摄影界所讨厌的亲戚,往往不请自来。不过,当新闻摄影记者的人数急剧下降的时候,这帮家伙拍的东西简直供不应求。”
在注重形象的好莱坞明星社群里,单单是照片就说出了一切故事。当布拉德·彼特和詹妮弗·安尼斯顿的代言人大谈他们分居后仍然相处融洽的消息时,狗仔队所提供的显示彼特、安吉丽娜·朱莉跟她的养子一起在肯尼亚海滩嬉戏的照片,则讲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而拍摄这些照片的帕帕拉奇相应地获得了近50万美元的酬劳。
狗仔队的生财之道
多数帕帕拉奇都是将照片交给专门经营名人图片的中介机构,通过它们卖出最好的价钱。也有帕帕拉奇独自向出版机构兜售照片,或者成立自己的图片社。通常,帕帕拉奇跟图片社按卖出的价格六四分成。如果帕帕拉奇是根据图片社提供的消息拍摄的照片,图片社还可以额外提取10%,即按五五分成。这10%的提成通常被图片社用来为名人身边的消息来源(如名人的保镖、私人助理等)付酬。
图片中介社一般会在24小时内将照片脱手。图片社负责裁剪照片,添加图片说明,然后通过数字格式传往全球各地的出版机构。全球最大的买家集中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通常,某个出版机构会同时买下在未来几个月内对该图片的独家使用权。
一些以名人为卖点的八卦杂志和八卦报纸也会委托图片社寻找某些图片。比如,如果著名的八卦杂志《人物》周刊编辑希望刊登丹妮斯·理查兹抱着婴儿出院的照片,他们通常会以每天几百美元的价格雇用狗仔队跟踪丹妮斯·理查兹。
为了获得名人照片的独家刊载权,出版机构之间会互相竞价,无形中抬高了照片的价格。一张照片的价格取决于其背后的故事。比如,因为有了已跟丈夫查理·希恩离婚这个背景在先,丹妮斯·理查兹抱着孩子出院的照片就显得更有价值了。而照片中所体现的细节也同样重要:丹妮斯面带笑容的照片显然比冷着脸的照片更加值钱。
由于洛杉矶地区活跃着150个帕帕拉奇,所以,帕帕拉奇们很难保证自己的照片“我有人无”。像那种人人都可以拍得到的明星走红地毯的“大路货”,一般只能按出版时的尺寸大小卖到75美元到200美元一张。有时名人在家里举办活动时也会邀请一个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帕帕拉奇为自己拍照,像这样的独家照片往往可以卖到十几万美元。
要想赚钱多,只要脸皮厚
霍伊曾是《纽约时报周刊》的图片编辑和《时代周刊》旗下的《生活》杂志的摄影总监。为了写作《帕帕拉奇》这本书,霍伊用了两年时间专门研究狗仔队这个文化现象,采访了这一行当中的“杰出代表”,三大帕帕拉奇老将、狗仔队明星费尔·拉米、罗恩·盖里拉和弗兰克·格立芬,来了解他们的工作动机和动力。在这个过程中,霍伊得悉,凭借无出其右的厚脸皮,一名自由供稿的帕帕拉奇一年可以挣100万美元。
有的帕帕拉奇抱着这样的观点:名人无隐私可言,他们的出名就是以失去隐私作为代价。但也有的跟自己扮演的角色作斗争,甚至同情明星。有些人是明星希望一起用餐的良伴,有些人则“跟精神病患者差不多”。而所有这些人,霍伊写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在乎他人的观点。”
不过,与此同时,帕帕拉奇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超乎寻常地敬业。虽然不排除他们背后有利益的驱动,毕竟一张哪怕是从1英里(1.6公里)外拍的模糊照片都可能卖出好价钱,但是赚大钱也意味着忍受来自被拍对象无休止的刻薄话、冷眼甚至唾沫,以及冒着各种潜在危险选取最有利的拍摄角度。
美国最有名的“狗仔队老板”、洛杉矶狗仔队中介机构鲍厄-格立芬的创建者之一弗兰克·格立芬说:“狗仔队需要克服的最大心理障碍就是,在某个场合,突然有人转过身来对你说‘你可真无聊’。”
不过,霍伊发现,即便是帕帕拉奇也是有感情的动物。
“每天的工作一结束,我们都成为正常的人。让人感到伤心的是,做超级明星的日子也不好过。”常驻伦敦的狗仔队摄影师邓肯·拉班告诉霍伊,“可以说帕帕拉奇拍的东西帮明星更加出名,不过我还是真诚地为他们感到难过。”
名声不佳,却参与者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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